我是文化大革命前玉林高中最后一届的一年级学生，因为在派性斗争中做了被打败的那一派八个月的头头，因此在学校被关押、批斗、劳动改造一年多。1969年9月，学校工宣队、革委会派两人把我从玉林直接遣送回到桂平江口，让我“放回乡接受监督劳”，“以后由贫下农给你作结论”。时，原来在土改时为“贩”成分的家却被弄成江口镇上没有铺子和房屋、在农村没有土地的“工商业兼地主”，全家从镇上被整回乡快半年了。就是这样下乡，那时我二十岁。

在生产队里，我连社员会都不得参加。平常开工记工分，每天开工三节，社员每节工记四分，全天得十二分。但我每节工只给记三分，每天只得九分工。

但其实，论劳动，我根本不用别人来监督，我比谁都更自觉，更勤快，做得更多。因为我必须要活着；而且，我在家里算老大，是顶梁柱，必须撑起这个家，必须让大家都能活下去。这是我对家庭的理所当然的责任和担当，无论怎么样！

老百姓是现实的。人们看见我的劳动，很快做出评价：“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勤的人！”须知，我还是在***中头部中弹伤遗未得痊愈、斗争中又被踢折两根肋骨的伤者，但严酷的生活要求我，必须经受比一般人更累、更苦、更的活，因为这是胜利者对失败者无情侮辱、欺压和惩罚。我坦然处之，默然语，埋头干活。

那时节，生产队的活，自然听从队里的安排去干，叫干啥就干啥，无论多苦多重。而一旦干完队里的活，一收工回到家，马上又赶忙自留地的活。我忙外忙里，一天到晚，没有一时休歇。

队里确定，每家每人有八厘种的自留地，这是自家必须干好的。在这点有限的田地里，种菜或插田，何时种植什么，都必须靠自己筹措做好耕作安排。这可是一家人的钱袋子、菜篮子、粮担子。种菜卖菜换钱，平时自家天天要吃青菜，必要度荒口粮、杂粮，基本都靠这自留地种植，这可自家一片天，重要着哩。

对自留地的种植安排，我是用心的。无论种植什么，我都用一个小本子做好记录，做“农作日记”。内容比较简单，就是记工作流水帐，比如，某年某月某日，公历、农历日期，天气如何，在哪块田地，种植什么；何时播种；作何时芽；何时出叶；何时浇水、灌溉、施肥；如何草、培土、期管护；如何喷药、防治病虫害；作物何时开花；何时结果；何时收获；收成、产量如何；上卖出换钱，收入如何；等。

这样，坚持记录下来，结合农时节气，诸如，雨水瓜，惊蛰豆，清明秧，夏至不留种；春上种丝瓜，秋种大白菜、冬天种头菜，等等，一年之中，何时该种什么，如何管护，种子、农具、肥料、农药如何准备，大致产量、收成、收入如何，在心里大致有个底。目明确，筹划楚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去做，明白白，按就班，适时做好各项农时工作，维系着全家人生计和日常生活。筹划得，收还是颇丰实。

乡亲们是友善的，纷纷夸我“手头灵，种什么得什么”。我觉得，我就是一块种田的好材料，顶适合做农民。做农民嘛，只要爱劳动、不怕苦、勤思考、快上手，就会有收益。我很快成了一个辛苦而不麻木的闰土。农民能干的活，我都可以干，而且够做得挺好。我铁一条心，死心塌地，在乡做一辈子农民，亿农民可以过生活，我为啥不可过？安贫乐贱，之若。归回乡下成一统，管它冬夏与春秋!

二

我们生产队人多地少，田地贫瘠，历来水稻、甘蔗、花生等主要农作物产量较低，又基本没有什么好的副业收入，致成劳动日工分分值相当低。常年每十分工两毛钱左右。我家到年底须向队里抵交口粮款一百二十多元。生产队分粮食，只够四个月，夏收够吃个半月，秋收够吃个半月。其八个月，必须靠外出向亲友借粮才能维持每天餐粥、一周餐饭食不腹的难生活。

队里的人们，必须靠砍自留竹编织篸箕出售，或者种菜卖菜，才能换得一点活钱，有点收入。我们没有自留竹，也不会织篸箕，只能靠种菜换钱。哎，买米买油，买油盐酱醋、买火柴针线，买锅碗瓢盆，买毛巾牙刷，买衣服用品，各项急需哪样不需花钱，难呀！

我坚持做什么就学什么，种养什么就到书店买什么样的书回来学习实用。栽水稻，种黄麻，养猪，养鸡，种蔬菜，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等等，各种书籍我都买回来学习。人家说我是“科学种田”，我则实实在在是“学习种田”。

当时曾有过七日一圩，后来为五日一圩，后来再为三日一圩。我走路上圩赶集，卖菜换钱购物。观察，比较，很快地，我发觉，丝瓜是人们喜欢吃的一种常见菜，无论清炒做汤，味道鲜甘，荤素适宜，老少皆宜，在市面上销售卖出快；而且，相比同期的黄瓜、豆等其他瓜菜，它的价往往比较。我决定把丝瓜作为春种一种主打作。